离异父母一方支付给另一方的子女扶养费金额与支付方的收入直接相关，理论上讲，随着收入的增加，子女扶养费的金额也须相应增加。但如果付款人未如实披露收入增加，并自觉提高给子女的扶养费金额，会发生什么情况？
据Postmedia报道，安省法院法官谢尔(Stanley Sherr)3月31日出席了一宗案件听证会，讨论的正是上述问题。在该案中，父亲隐瞒了近18年来收入增长的详细资讯。法官称这是“本法院见过最长的追溯扶养费索赔案”。
这对父母从未一起生活过，但他们有一个儿子，现年已25岁，这位儿子在整个童年时期都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早在2003年7月时，法院下达命令，要求父亲根据其声称的年收入89,100元支付每月700元扶养费。在随后的几年里，母子俩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须依靠食物赒济库维持生计。
十六年后，母亲对父亲提起诉讼，声称自2003年法院判决以来，父亲的收入已大幅增加。这位母亲称，父亲应该在2003年至2021年间额外支付给她140万元的子女扶养费。
该案历时约六年才开庭审理。在此期间，法院多次命令父亲提供财务资料并向母亲支付诉讼费用，但父亲未能履行大部分义务。法官表示，父亲不遵守规定是“为了掩盖其真实的资产和收入情况”。
文件和证据充满了谎言
在一次庭审中，父亲提交的有限文件和证据充满了谎言。法官表示，这位父亲“不是一个可信或可靠的证人”，法庭“不能相信他所说的任何话，也不能依赖他提供的任何文件”。
这位父亲最不可靠的文件之一，是早些时候在法庭诉讼中提交的两份财务报表，他在表中申报的净资产分别为2019年89万元和2022年2,622,000元。但母亲在听证会上证明，父亲净资产实际上超过750万元，她依据的是父亲2020年的按揭申请，其内容显示父亲拥有三处房产，而不仅仅是他向法院申报的一处房产。
此外，父亲关于其收入的证据同样不可靠。虽然他告诉法庭自己年收入一直低于10万元，但就承认他正在为他的另外三个孩子（来自其他关系）中的一个支付扶养费，金额是基于年收入317,000元。母亲还发现了其他几项事实，进一步证实父亲的收入远远超出他向法庭透露的数字，包括透过收入分割将其转移给他的第二任前妻。
在审查了父亲的虚假陈述后，法官指出，这是“本法庭多年来所见过最恶劣的金融诈欺案件之一”。考虑到这一点，法官将注意力转向母亲早在2003年就提出的子女扶养费要求，在当时情况下是否合适。
谢尔大法官援引加拿大最高法院的两宗典型案件，指出追溯子女扶养费的命令“要求支付人履行其现有的（和未履行的）扶养义务”，并且“只要适当支付，就总是可以避免这样的命令”。
而“披露与调整”扶养框架，则确保孩子可从父母收入变化中受益。未能履行此项义务的扶养费支付人，将面临被迫透过追溯子女扶养费命令，来纠正少付金额的情况。
虽然法官有权决定追溯性子女扶养费命令的范围和数额，但谢尔法官确认，行使该命令“必须鼓励财务披露，并且绝不奖励那些不正当地隐瞒、隐藏或歪曲他们本应分享的资讯的人”。
“父亲的行为极其恶劣”
但在追溯子女扶养费的索赔中，需要确定的最重要问题就是此类索赔回溯期可以多久？一般追溯命令的有效期限，不会超过付款人收到追溯索赔正式通知之前的三年。在上述案件中，母亲是于2017年3月发出正式通知的。
然而，三年规则的并非绝对。
在确定命令是否应追溯至2003年时，谢尔法官考虑到母亲延长期限的请求，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具体说，2010年，母亲在向父亲要求更多扶养费后不久，遭到三名男子的殴打。虽然母亲认为父亲是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但谢尔法官不需要做出这样的认定，因为袭击发生后，她便被诊断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以及对父亲的恐惧，这足以解释导致索赔延误的原因。
法官的分析随后转向评估父亲的行为是否应受谴责。如果是这样，则追溯期可能会大大延长，包括最早可追溯至2003年。这时，法官再次考虑了最高法院的典型案例，并指出应受谴责的行为是“任何将支付人自身利益置于其子女获得适当扶养费的权利之上的行为”，包括“支付人未能披露实际收入，而这是支付人知情的事实”。
法官表示，“父亲的行为极其恶劣”，包括多次谎报收入、恐吓和施压母亲，以及未支付“任何接近适当数额的子女扶养费”。
最终，法官判令父亲支付截至2003年8月1日的扶养费899,811元。虽然如此长的追溯令超乎寻常，但法官指出，该案件是“女性贫困化的典型例子”。父亲透过他的行为，“以牺牲母亲和儿子的利益为代价积累了大量净资产”。
这个案例虽然极端，但对支付子女扶养费的人起到了警示作用，要求他们准确及时地披露收入变化，以便调整扶养金额。如果未能履行这些义务，就可能面对司法干预，以确保承担应尽责任。毕竟，扶养子女是孩子的权利，这项权利不能、也不应该屈服于父母的一己之私。
扫码参与评论与作者和更多用户交互
